泰兴隆配资平台高善文：时光的刻痕

　　来源：辛庄课堂

　　高善文（1971年-2026年7月7日）

　　一进北大，我最深刻和最新鲜的感受是，这里像个自由市场。只是在这个市场上自由叫卖的并非文具，而是各种闻所未闻的新思想。在名目繁多的各类讲座、沙龙和聚会上，社会名流纷纷登场，宣讲他们对中国问题的各种思考，或者自己的学术主张。学生则可以自由出入、甚至打断演讲人，提问交流。

　　作者|高善文

　　来源|《经济运行的真相》，高善文著，中信出版社，2020年3月

　　生产队的记忆

　　夜已经很深了，屋外的北风一阵紧似一阵，吹落了院里树上残存的几片树叶。四周静悄悄的，偶尔从远处传来几声狗叫，更增添了夜的静谧。

　　母亲从织布机上走下来，伸了个懒腰，吹灭窗台上的油灯，打算休息。

　　这时，院门处传来几声轻响，伴着低声的呼叫，“睡了吗？我想借你们家点东西，有急用”。

　　母亲侧耳静听，分辨出是邻居家要借东西。“这深更半夜的，要借什么呢？难不成家里孩子病了？可我们家也不是药铺子呀？”，母亲心里琢磨着，一边起身去开门。

　　一进院门，邻居低声而急促地说，“今天晚上生产队要组织挨家挨户搜家，检查是否有私藏队里棉花的情况，你们要小心呀”。说完，他转身出门，又去通知别的邻居了。

　　原来，这段时间生产队里组织采摘棉花，但许多的棉苞还没有绽开。由于寒冬将至，地温很低，棉花早已停止生长，只好将棉苞整个摘下，然后分给每家每户。

　　每户的任务是，用手把棉苞拨开，把其中的带籽的棉花扒出来，再全部上交给生产队。

　　由于缺吃少穿，一些人会私藏扒出来的棉花，其中的棉籽可以用来榨油，棉花可以自己纺花、织布，做成衣服穿。

　　为了打击这种行为，生产队的做法是深夜组织突袭搜家。

　　邻居走后，母亲睡意全无，重新点亮油灯，坐在织布机上，一边织布、一边等待，一边想着家里的生计。

　　果然，到了后半夜，村里的狗叫声由远及近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响亮。紧接着，街上传来杂乱的脚步声，和着咳嗽声和偶尔的低声交谈。没多久，院门传来“咚咚咚”的敲门声，象擂鼓一样。

　　院门刚开，马上涌进来一群壮汉。这些人二话不说，打着手电筒，就着月光，开始翻箱倒柜地检查，家里的面缸、麦瓮、衣柜、藤筐、被子里都一一查到，有的甚至要下到地窖里看一看。

　　正在熟睡的我被吓醒，裹着被子蜷缩在墙角惊恐地看着这一切。这时的我，只是一个5岁左右，刚开始模糊记事的小童。

　　这是1970年代中期，在中国北方农村一个普通的冬天的夜晚。也许后来的中央领导这时正在酝酿着改革开放的伟大构想，但童年的我只模糊地记得，广播里到处在宣传要“割资本主义的尾巴”，而父母却在愁眉紧锁地盘算着日常的生计：眼看着天气一天比一天冷，孩子们的冬衣还没有着落；家里的存粮，到来年开春就支撑不下去了，青黄不接的时候，孩子们吃什么呢？

　　多年以来，围绕计划经济的争论时而沉渣浮起，但这段童年的经历始终告诉我，至少在摘棉花这件事情上，计划经济是不靠谱的。

　　北大往事

　　1988年的北京大学，刚刚在这年五四的时候隆重纪念了建校九十周年。作为“戊戌变法”的产物，北大师生总是对现实政治怀有异乎寻常的热情，并常以“兼容并包、兼收并蓄”来自诩。

　　这年秋天，我完成高中学业，进入北大，开始了此后七年在燕园的学习生活。当时的北大校园，多少还散落着一些校庆的气氛，《精神的魅力》作为杰出校友纪念校庆的一本文集，几乎是人手一本。

　　但一进北大，给我冲击最大的并非这些。我最深刻和最新鲜的感受是，北大像个自由市场。

　　只是在这个市场上自由叫卖的并非文具，而是各种闻所未闻的新思想。在名目繁多的各类讲座、沙龙和聚会上，社会名流纷纷登场，宣讲他们对中国问题的各种思考，或者自己的学术主张。学生则可以自由出入、甚至打断演讲人，提问交流。

　　经常出现的情况是，阶梯教室被围得水泄不通，连过道上都挤满了人，讲台两边也都密密麻麻地站满了学生，手里都拿着笔记本。演讲者在讲台上侃侃而谈，眉飞色舞，时而用力地挥动双手，来强调自己的观点。讲到精彩处，教室里自发地爆发出潮水般的掌声和叫好声。偶尔有学生起身提问诘难，观点犀利，见人所未见，周围的人则会报以钦佩的眼神和热烈的鼓掌，连演讲者也会连连赞叹“好问题、好问题”。

　　当时在北大校园里传播、争论、并相互激荡的许多新思想其实是舶来品，但也有不少是本土学者的一些学术思考。

　　对于刚经历了长期思想禁锢的许多人而言，对于刚在高中阶段被灌输了不少意识形态教条的我来说，这一切都是那么激动人心。这好比在一所长期不通风的房间里，突然打开了窗户，新鲜的空气涌进来，终于可以自由地大口呼吸，不由感觉神清气爽、精神为之一振。

　　高中的政治课，我们学习了政治经济学，学习了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，自以为利刃在手，应有尽有，可以无往而不胜，可以犀利地批判其他经济和社会学说的虚伪和欺骗，可以深刻地揭穿西方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的真实面目。

　　但是，面对各种竞争性学说的宣讲和介绍，我似乎完全没有招架之力，深感困惑和迷茫。在那时的我看来，不少新鲜的学说具有严密的逻辑推演、扎实的经验证据、深刻的思辩拷问，完全不是自说自话的说教，非常有说服力。这使我开始认识到，具有独立的、批判性的思考能力，而不是寻章摘句地死记硬背是多么重要和稀缺的能力。

　　高考前夕，我曾经在报考北大，还是北大的隔壁校之间颇为纠结。后来听人说北大思想自由、环境宽松，便选择了北大。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我有两大雅好：一是喜欢凑热闹（属于看热闹不嫌乱子大的类型），二是好为人师（属于不懂装懂的类型）。

　　进入北大不久，就发现这所学校的气质与我十分契合，两大雅好同时得到了很好的满足，深感当时报志愿的选择是正确的。

　　尽管当时在北大，各类思想宣讲呈现百家争鸣之势，但大多数演讲和争论还是围绕中国经济改革展开的，这也是当时报纸和社会上最热门的讨论话题。1978年北大学生冲出校园，喊出“团结起来、振兴中华”；1984年国庆游行，北大学生在通过天安门城楼时，打出了“小平您好”的横幅，这些往事也一直为人津津乐道。

　　尽管高中阶段曾经着迷物理学，进入北大的专业是无线电电子学，也是物理学的一个分支，但进入北大不久我就认识到，经济学可真不错，又热闹时髦，从之者众；又可以冒充国师，指点江山，十分合我的胃口，于是暗下决心要去经济学院读研究生。

　　我找到一位北大经济学院的学长寻求帮助。他给了我几本书，开列了一个书单，还嘱咐了一些要点。实际上，他的书单主要是美国大学经济专业本科和研究生的教材，不少都是原版书目。他嘱咐的要点是，书中有感兴趣或弄不明白的地方，可以查阅和钻研一下相关英文文献。

　　当时，在大多数中国大学经济专业，《资本论》仍然是最主要的教材，西方经济学是作为思想史用来批判的，但北大已经引入美国原版教程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，这种开放的态度让我受益良多。

　　几年以后，我进入北大国民经济管理系（现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前身）开始研究生阶段的学习。

　　葵花宝典

　　1992年春节过后，从南方回校的同学开始提到小平南巡的消息，但细节很模糊，我们也是将信将疑，甚至担心这又是境外敌对势力的阴谋和谣言。

　　大约5、6月份的时候，系里突然通知召开全体大会，传达重要讲话。大家多少能够猜到要传达的内容，纷纷赶往指定的会场。屋里黑压压地坐满了人，大家都不说话，屏声静气，等待会议开始。往常的会议，之前大家多少会相互打招呼、交头接耳，会前总是一片嗡嗡的声音，但这次的气氛显然不同。

　　系里的领导开始宣读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要点，会场时而响起热烈的掌声。当读到小平同志说，“要防止右，但主要是防止左”时，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。我向窗外望去，视野中一片模糊，情不自禁的泪水早已浸透了双眼。

　　这之后，许多同学都去了深圳。

　　在研究生学习阶段，厉以宁教授担任学院掌门人。由于他长期倡导股份制改革，并带领几位研究生学长牵头起草中国第一部《证券法》，再加上当时股票市场在初创阶段，交易活跃，波动巨大，投机成风，同学们在紧张的学习之余，都很关心股票市场的情况。

　　有天深夜，我正在宿舍上铺熟睡，突然一声巨响，紧接着，听到下铺兄弟声如洪钟的断喝：“写得好呀！”。

　　我心中一惊，深更半夜的，这家伙大呼小叫，是个什么情况？

　　我揉了揉惺忪的双眼，探头向床下望去，见他正在挑灯夜读。刚才他读到精彩处，心生共鸣，情不自禁，不由一掌击在墙上，大声喝彩。原来，那声巨响，是他演习“降龙十八掌”产生的。

　　我寻迹望去，在书的封面上依稀看到了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；

　　“葵花宝典”。

　　我凛然起身，世上竟然真有这等奇书？这可要借过来好好研读一番，实在不行就巧取豪夺。

　　我眯起双眼，瞧个仔细。书的题目赫然是：“炒股三十六招”。原来刚才是看花了眼。

　　二十多年过去了。这位同学甫一毕业就投身证券市场，迄今成为中国股票市场少见的常青树，声名远播。

　　而我当时正着迷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效率市场假说，折服于其简洁、精巧、深刻的经济思想，以至于迄今进入股票市场有年，却仍然是深山探宝，空手而归。

　　上海滩

　　四月的北京乍暖还寒。中南海的宫墙外，玉兰花已经凋谢；昆玉河畔，柳树刚刚抽出新芽，在春风中摇曳起舞。

　　夜晚时分，华灯初上，薄暮下的长安街气度恢弘，庄严大气。

　　我与朋友漫步在复兴门的桥头，无心欣赏身边的美景，内心充满彷徨和纠结。

　　这是2003年的暮春，“非典”的阴影还没有散去，而我则站在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，不知道该何去何从。

　　一个选项是远赴美国，再念一个经济学的博士学位。当时的我已经拿到一些录取通知书，并开始办理留学签证。

　　一个选项是在国内谋一份差事，薪水优厚一些，还有一些成长空间。

　　麻烦在于，在国内谋份差事何其不易，所谓成长空间更是一片朦胧；而留学生涯的未来路径明确清晰，容易预测。

　　陪同我散步的是多年的同窗好友，当年正是他的指点使得我顺利转入经济系课读研究生。

　　这时，他正在力劝我加入光大证券，从事经济数据的分析工作。新上任的光大证券总裁决心加大投入，全力转型和发展卖方研究业务；而好友则受命主理此事。

　　我此前曾经在政府机构工作数年，从事公文运转，对证券公司十分陌生，也弄不懂卖方业务到底是做什么？证券公司去分析经济数据有什么价值？心中难免惶恐忐忑。

　　好友尖锐地指出，你已经三十出头，如果远赴美国，到四十多岁才能够安定下来，大好年华，皓首穷经，十分不值。即使四十多岁在美国谋到一份差事，薪水难言丰厚，这期间还要生孩子、置产业，经济必不宽裕。而国内证券市场则是“广阔天地、大有作为”。

　　总之，他痛陈留学之非，极言在国之是，剖析利害，鞭辟入里，直似苏秦重生，张仪再世。

　　就这样，尽管家里人坚决反对，我也颇有疑虑，但几个月后，我还是撕掉了美国留学的签证，一咬牙、一跺脚，转身去了上海滩。

　　光大证券的研究所当时设立在上海浦东张杨路上一个居民楼里，属于这所建筑的底层商铺。这个底商本来的设计是要建一个超市，由于无人承租，一楼变成一家川菜馆，二楼则成为我们的办公场所。每天中午以后，办公室便飘来菜馆炒菜的香气，和着川菜独有的麻辣味；偶尔有老鼠从桌子底下钻出来，又飞快地溜走了。

　　这年的证券公司经营极度困难。有同事含着泪说，基层营业部的员工，一个月八百块的工资都已经发不出来了。在居民楼里，与川菜馆一起办公，重要的原因是租金便宜。想起“广阔天地、大有作为”的豪言，我的心中开始惴惴不安。

　　会议室里灯火通明，烟雾燎烧，大约已经是凌晨两三点的样子了，我们刚讨论完一个演示文稿，处理好最后几个数据，开始吐着烟圈，随口议论卖方业务的模式和公司的未来发展。

　　好友大手一挥，说，我们今年的分仓业务收入刚起步，差不多500万左右，几年以后，我们的业务收入会达到3000万以上。到那时候，大家的个人年收入，将足以俾睨美国的普通中产阶级。

　　会议室里传出轻快的欢笑声。不是期盼，而是大家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：公司已经快无米下锅了，能否撑到那时候都还难说呢；再说，从哪里能弄到那么多钱呢？

　　实际发生的情况是，几年以后，我们的分仓业务收入已经数以亿计。

　　江湖之远

　　在美国，金融市场的波动在政府宏观经济决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，投资银行（在中国称作证券公司）经济学家对经济数据的分析、以及对市场的解读，对政府判断局势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。但中国的情况显非如此。

　　当年一些朋友听说我去证券公司做分析师、炒股票，感觉十分惋惜：干点什么正经事儿不好呢？非要去搞投机生意！再说，原来在政府的工作又体面、又高大上，怎么说丢就丢了呢？

　　在上海期间，有次打电话到当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，自我介绍后，客气地询问对方主要负责哪个领域的工作，接电话的人员不屑地说：“我的工作就是管你们这些人”，说完就把电话挂了。

　　还有一次，应邀参加一个私募基金的午餐会，我的角色是介绍一些经济方面的判断。我站起身来，刚说明身份，就被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一位科长打断：“这些事情你们不懂的。我的分析刚上报给人民银行总行，得到了总行货币政策司的肯定。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．．．．．．”。

　　这就是当时的状况：2003年的时候，中国证券业的研究业务刚开始蹒跚起步，没有人认为证券公司能够拿出严肃的、具有启发性的宏观研究报告。

　　2018年5月31日上午，成都洲际酒店的大宴会厅座无虚席，过道和后排还站着许多人，听众十分安静，神情投入而专注。

　　受现场气氛的感染，站在讲台上的我变得十分放松，脱离既定的演示文稿，开始谈起一段时间以来，郁积在胸中的、对当下宏观经济政策的观察、思考和批判。由于事前没有准备，随口议论，有些言辞颇为尖锐，忘记了两个重要事实：一是台下的摄像机正在进行网络图文直播；二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，即时文稿的整理和传播是以分钟来计量的。

　　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，这次演讲立即在网络上疯传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。

　　第二天，广州一家很有影响力的报纸即以头版社论的形式发表评论，指名道姓、单刀直入地指责我在成都的演讲是“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”。一些网络评论员也认为我是“一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”，试图干扰和阻挠国家大政方针的实施。

　　作为证券公司的经济分析人员，在媒体能够享受这样的待遇，这与15年前相比，无疑是云泥之判。